文章开始之前，必须得说一句，这个话题太复杂了，我现在只能是给大家讲一些基本的东西，后续可能针对这个话题多写几篇，咱们慢慢往深聊。

 

咱们首先得弄清楚一个问题，到底什么是直接税，什么是间接税。

 

直接税一般说的是那些不能转嫁的税，比如房产税和个人所得税，还有比较著名的人头税，这个玩意古代比较多，那时候收税困难，所以简单粗暴，家里有几口人，就收多少税。

 

其他那些能转嫁的税就叫间接税，最常见的，关税，增值税等等，这些税不需要纳税人直接交，就是间接税。比如一辆进口车从国外进口，需要交关税，消费者买车的时候车的售价里就包含了关税，相当于转嫁给了消费者。

 

如果更直观点，直接税就是那种从你手里扣的税，比如个人所得税，让你非常心疼。间接税就是那种已经算到商品里的，如果不仔细研究税法，没人知道每件商品里到底含了多少税。

 

我国现在主要是间接税，最重要的一项税收，增值税，这玩意说的是产品在流转过程中的税，由于每次流转都得交，为了防止重复交税，下游会要求上游出示交税凭证。

 

这个设计极其精妙，如果上游不提供交税证明，交易根本没法进行，政府几乎不需要去看着商家，商家会自发一级一级地监督上游，当然了，这些税最后变成了价格，最终由消费者承担。下图可以看出，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是我国最重要的两项税种，都是由企业承担。

说到这里，大家应该也看出来了，直接税的好处是可以针对每个人都收一次，尤其是个税和资产税，收入高的人多交，收入少的人少交，房子贵的人多交，房子便宜的人少交，这样一定程度上公平一些，发达国家基本都是直接税为主。

 

所以纵观东西方历史，有一个主轴，古代主要是直接税，也就是对人头和土地征税，后来商业行为越来越多，开始有了商业税，等到清朝后半期，我国又有了关税，关税给大清续了五十年的命。

 

古代的间接税大家可能比较难理解，知道盐铁专营吧，这就是典型的间接税，国家对这种商品课重税，老百姓不得不买这些东西，间接就把税收上去了。以唐代后期为例，盐铁茶酒这几项的赋税占到全国总赋税的一半以上。

 

西方国家也是这个流程，古代也是直接税，比如土地人头等税，后来商业兴起，开始直接、税间接税一起收。

 

但是间接税有个毛病，比如我们上文说的增值税，尽管收起来容易，但是它造成商品价格上升，影响流通，此外也造成企业压力过大。

 

所以西方变发达之后，又进化到了以个税为主。在1799年，英国人最先开始搞个税，到了现在，个税是西方大部分国家最主要的税种，因为这个税种比较精细，能做到收入多的多交，收入少的少交，相对比较公平，比如美国，最大头就是个人所得税。

 

当然了，这里说的是哪个税是“主体”的问题，没有一个国家只收一种，只是说发展中国家一般以间接税为主，发达国家以个人所得税这种直接税为主。

 

也就是说，收税这事也是一种“国家行政能力”，发达国家行政能力强，老百姓收入也高，收上来的税能覆盖征收成本。发展中国家能力差，老百姓也没钱，收益覆盖不了成本，所以只好选择那种成本低的征税方法，也就是我上文提到的关税和增值税。

 

为啥征收直接税难呢？因为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税务局就得充分掌握每一个人的财务情况，这既考验数据收集能力，也考验行政能力，弄不好轻则收税成本过高，重则引发动荡，西方的多次革命都是税收导致，中国这边历代造反很多也是因为加税导致。

 

我国古代长期收的是人头税，并不对土地收税，这样听着就很不公平，那为啥这么做呢？原因很多，其中一个就是对土地收税实在是太难了，古代土地丈量本来就超级费劲，每块地的贫瘠情况又不一样，可能某些肥沃土地一亩产出顶的上贫瘠土地十亩的，这复杂的计算量在古代根本没法承受，管理水平低下的情况下，干脆只对人头征税，穷人和地主如果家里人数一样多，收的税也一样多，非常不合理，不过也没办法。

 

直到雍正时期才搞了个“摊丁入亩”，才把人头税废了，开始征收土地税，地少的农民赋税压力暴跌，多出来的这部分钱变成了人口，中国出现了人口爆炸。不过清朝的农业税非常粗糙，各种地的税率差不多，不过依旧比人头税强太多。

 

西方那边也差不多，英国最早搞房产税，也不是挨个去量大家的房子多少平，而是税务官去数房子上的窗子，来降低执法成本，这导致欧洲很多古堡窗子非常少，阴森恐怖，只有教堂才有大玻璃窗，因为教会享有免税待遇。

 

现在为了收税，各国在这事上也是想尽了办法，熊彼得认为现代国家的出现，跟税收系统关系很大，因为欧洲以前的官僚系统主要任务就是收税的，而且你收了大家的税，大家肯定要过问你把钱弄哪去了，现代社会的两大基石，官僚系统和公民意识就这样出现了。

 

美国人在这方面研究更深，不怕困难，坚决征收，每年闹得鸡飞狗跳，大家知道他们的那个国税局吧，美国人说这个机构和黑社会的唯一区别是他们“奉旨打劫”，或者“持证打劫”。

 

为了让大家积极交税，税务人员想了无数歪点子，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举报和告发，这就很类似我国汉朝时候的“告缗令（那个字读“敏”）”，你举报其他人偷税漏税，就可以获得15%-30%赃款奖励。下图就是美国国税局的网站截图，要求大家去踊跃举报偷税漏税行为。

一旦发现有人欺骗税务局，IRS的人就会上门，场面跟突击队打击恐怖分子似的，抄家式征税，经常把人吓出个三长两短来，不过税警们并不在乎，谁让自己是奉旨征税呢。

 

此外还搞各种“纳税激励”，你交税积极排名靠前，说不定还可以得到税务局邮寄给你的购物卡等等。

 

在这种恩威并施胡萝卜加大棒威逼利诱之下，美国确实税收体系运转的要比绝大部分国家顺利的多，美国自愿缴纳税款的比例，高达81%到84%，相比德国只有68%，意大利62%，真是高的不得了，主要也是大家怕税务局。

 

说到这里，肯定有小伙伴憋很久了，巴菲特和特朗普不是一直不交税吗？他们这套制度是不是有问题？

 

其实法律这玩意就跟个栅栏似的，不可能挡住所有人，能做的，就是尽量让大部分人合规，超级富豪们可以找律师和财务天团帮自己搞定这事，这在全世界都没啥好解决方案，不过很多国家基本上连不那么富豪的也在逃税。

 

说到这里，大家也就明白了我国为啥以流通环节征税为主了。

 

一方面直接税有个毛病，收起来太疼了。对，就跟割肉似的，你工资一万到手七千，如果工资十万，到手五六万多，简直要命，疼的要死。很多小伙伴知道，我国以前有个持续千年的农业税，这就是个直接税，到2003年彻底废掉了。

 

另一方面征个税成本太高，得养一大堆税务人员，挨个甄别老百姓的收入，这工作量大的惊人，所以工作开展非常困难。这不止我国有这个问题，发达国家一样有问题，美国在1913年个税也只占总体税收的1.5%，经过这一百年法律变更以及税务局的不懈努力，终于给干到了35%以上。

 

也正是因为直接税征收太难，所以大部分国家也都是居民收入到了一定程度才大规模从间接税转向直接税。

 

我国还没到那一步，我国所以现在的税赋主要压在企业身上，这也是为啥曹德旺说美国企业的税赋比中国轻，大家应该能理解了吧，因为美国的税主要是个税，也就是个人承担，企业税并不高，中国主要是流通税，企业承担主要税赋。

 

综合算下来，中美两国的整体税赋差不多，以2019年为例，中国的财政收入占GDP比例为28.14%，比美国的约32.66低了4.5个百分点。不过我们还有一些隐形税收，比如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并不是靠税收，而是卖地，卖地的这部分钱也进了财政，跟税差不多。

 

而且直接税有个好处，它是累进的，也就是说，收入越多，税越重，我国最高个税税率是45%，已经很高了，但是有普遍违法的问题，比如薇娅这次的13亿竟然能漏掉。北欧那边的福利社会更过分，能干到50%以上，他们搞福利社会的根基也在这里，当然了，咱们很难搞定北欧那种模式，人口数量在那里摆着，他们都是些驻马店或者上海大小的国家。

 

而间接税是“累退”的，也就是你收入越高，纳税比例越低，因为穷人可能每个月把钱花个干净，他消费的商品里都有税，所以他的纳税比例非常高，可能纳税30%左右。但是富人的消费比例很低，大部分钱都拿去买资产了，最后可能纳税的税率只有10%，越有钱，纳税比例越低。

 

以前说富人消费奢侈品很多，那给奢侈品课重税，是不是就可以增加富人纳税？

 

后来发现想多了，因为税太重，一旦超过了飞机票的价格，很多人就不从国内买了，直接坐飞机去国外玩，顺便消费，让你收不到，这也是为啥有段时间要给奢侈品减税，不少人说这不是给富人减税吗？其实不是，对于随时可以出国的人来说，关税不是问题。

 

这也就是为啥发达国家都要过渡到以直接税为主，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调节收入。当然了，美国是个例外，大家可以去抖音上看看，很多移民到美国的华人现在也在开播，他们也不愿意政府花他们的钱去救助穷人，他们觉得穷人得自己去解决问题，美国那样的国家，只要四肢健全随便去找个搬砖工作都穷不到哪，他们更希望自己的房产税能建设小区周围，加强周围警力什么的。

 

总之，如果严格实施直接税，企业和穷人的税赋压力会下降，但是中产和富人的压力会上升，政府的执法成本也会暴涨，会计和律师的地位会进一步加强，美国那边的会计巨有钱，也跟这个有关系。

 

后续我国肯定也会向直接税过渡，大家如果留意政策文件就能发现，这两年提到“直接税”的频率越来越高，而且随着大数据、金四税务系统、政府数据联网工作相继完成，直接税的执行难度也越来越低。

 

中国在改开四十年高速发展后，现在也面临的着巨大的问题，当下很多问题，其实就是很多受益者承担的责任太少，这些责任，按理说都可以通过税费来体现出来，说白了，以前的税收模式对效率友好，但是不利于公平。

 

十八大里提到“清理规范隐性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努力缩小城乡、区域、行业收入分配差距，逐步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

 

不过这些都是目的，手段是什么呢？

 

首先得是发展，所有问题的前提都是发展，不发展谈分配就是耍流氓，在发展的过程中，通过完善、推行房产税和财产税等直接税，加强对社会财富的调节和政府福利的二次分配，帮助那些后来者。

而且需要通过“科学立法，严格执法”来解决，也就是法制，要防止民粹的“打土豪”，防止头部阶层对财产的不安全感引发财富外逃潮，我前文就讲过，如果有啥办法可以快速毁掉一国经济，那无疑就是对富人杀鸡取卵。

母鸡下了十个蛋你收走一个，那叫低税率，你收走五个那叫高税率，把鸡杀了看看肚子里还有没有蛋，那叫杀鸡取卵。事实上你也杀不到，他们很快就跑的一干二净，然后外资大规模出逃，几十年内不会再回来。

不仅如此，这事还会毁掉最有进取心的那些人。毕竟如果你奋斗来的财富说没就没，谁还敢积累，奋斗还有啥意义？最后这个国家的人只要有钱了，就会把老婆孩子家人送到海外，把资产换成外币，防止你均平富，稍有风吹草动就大规模出逃，这个国家也就基本上完蛋了。

所以最好的办法只能是法制，从法律层面保障弱势群体，也从法律角度规范钱人以前那种近乎无规则的瞎折腾，让他们把该交的税交了，把该尽的责任尽了。

现在中美两国都在财税改革，拜登上台最重要的几个改革措施就是对跨国公司和巨富征税，中美都面临的问题是富人阶层分走的蛋糕太大，就看谁能够尽快不影响发展的前提下解决问题了。不过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拜登那边几乎是一塌糊涂，而我们这边的执行能力有目共睹，所以我一点都不怀疑我们能够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