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和他的攵革

　　按毛主席自己的说法，他一生中做了两件事，一是统一中国，二是进行了文化大革命。在毛主席心中，他波澜壮阔又极富传奇色才的一生，真正值得提起的也就是进行土地革命，彻底动员中华民族统一国家，建立新政权，和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第一件事，非议的人很少。中国历史上历来有大一统情节，在乱世中横空出世将其实现，从任何意义上来讲都是壮举。问题在于何如评价文革。一个时代、一个社会对于文革的态度和评判是一块试金石，可以检测出一个社会的性质，可以拷问一个时代的灵魂。
　　
　　对于文革的非议，无非来自于文革导致了“混乱”，还有中国建国后的“贫穷”。按照这个逻辑，正式由于主席发动文革，导致了混乱，才造成了中国的落后和贫困。而更进一步地说：文革是只有负面意义的一场浩劫，而毛主席之所以发动，只是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加强自己的统治。是毛主席不顾国家和人民的福祉以一己之私发动了一场祸国殃民的动乱。——这个说法，连最起码的逻辑都讲不通。
　　
　　毛主席是一个致力于打破历史周期律的伟人，从始至终地反对血统继承制。作为身体力行地让自己的子女远离政治的领袖，加固自己的权力和地位，能图到什么呢？
　　
　　当然也有人说，主席是受了蒙蔽了，这个论断也很好笑。受了谁的蒙蔽呢？四人帮。问题是，根本就没有什么四人帮。文革中设立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简称中央文革。所谓四人帮，不过是一场政变后，胜利者强加在受害者头上的帽子而已。
　　
　　四人帮、中央文革，能蒙蔽毛主席吗？从现实来看，不能。文革最初几年毛主席把江青的得力助手、中央文革的关峰、王力、戚本禹做为极左打到，并投入秦城监狱驱逐出政治权利中心。每每当江青越过线，借助文革为自己谋取政治利益，主席就会严厉的批评、喝止，纵观文革10年，主席对参加、主导文革的各个基层的领导人的批评记录不绝于书。“毛主席受到四人帮和林彪蒙蔽、利用”这个说法何其荒谬，难道中央领导人中仅仅只有这几个人负责过文革工作吗？刘少奇被打倒后，周恩来参与的起码不比林彪要少，而且毛主席不止一次，批评过林彪、周恩来、江青等等政治派系不同的文革的具体参与、管理者，而且，他们也都在受到批评后，当着全国人民的面，认了错、并检讨。从历史的轨迹可以看到，1971年林彪出事以后，文革陷入低潮，主席现实地“政治上后撤”，不在追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而是把精力投向了外交路线上。亲自确定了联美抗苏的路线。只要读过那段历史，用心思考过，都不会接受毛主席受到操控进行文革这样的荒唐说法。毛主席和林彪在文革之中确有歧见，但是毛主席还是重用林的，林也是支持主席的，毛主席在林出事以前，一直都对政治的局势和走势有控制权。
　　
　　事实证明，主席的高瞻远瞩，超过了当时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政治人物，早在延安时期，主席就不看好苏联，60年赫鲁晓夫上台，更是明确地给苏联下过“死亡通知书”。一个目光穿透历史的、能凭借个人的主动选择来影响、改变世界的伟人，一个毫无利己心大公无私的伟人，怎么可能被妄人摆布掀起动乱来？中央文革里绝大部分在思想上都是主席的学生，都是学着主席的文章成长起来的晚辈，难道会想着欺骗甚至利用一个，能把红楼梦当历史读的伟大导师么？
　　
　　文革的真相，并不复杂，是由中国历史上空前的伟人、无私的伟大领袖面对困难局面，主动发起的一场全民政治运动。理解文革并不难，只要了解了历史、了解了政治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伟人会冒着那么大的风险发动这场运动。对历史进行梳理，可以确定，当时的新中国面临着四个问题，它们共同造成了一个巨大的困境，迫使主席主动出击，力图用这种特殊的方式来改变局势。
　　
　　这四个问题分别是：治乱更替周期律问题、最高权力的继承问题、独立自主路线问题和历史清算问题。前两个问题是古今中外所面临的通病，后两个是当时中国自身所面临的问题，性质不同。前两个问题是人类政治文明不稳定的根源，难以解决，而后两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说得直白些，就是中国积贫积弱，弱到走错一小步就可能随时死亡。所以后面的两个问题是文革那么混乱的原因，也是主席急着革命的主因。本来可以尝试用相对温和、摸索的方式解决前两个问题的，但是积贫积弱让一切都变得紧迫起来。
　　
　　先讲前两个问题。
　　
　　纵观历史，国家政治的运行免不了要面对两个几乎永恒的重要的问题。
　　
　　一、治乱更替的历史周期律问题。事实上，一个国家、政权的稳定，并没有人们想象中的那样牢固。早在1945年共产党取得全国政权以前，黄炎培做客延安，就向毛主席提出：中国共产党能不能挑出历史上“其兴也博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律。中国历史上有句著名的：“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描述的就是治乱更替的一再重演。每一次天下大乱，都是生灵涂炭，民不聊生，生存环境变得残酷，人口数量下降。因此避免国家分裂造成的灾难是中国史家最重要的话题。在改开后流行这样一种说法：中国文化没有西方人优越，因为中国历史上总是治乱更替的，而西方没有这样的记载。这样的说法，真是令人啼笑皆非。因为苏联的垮台，竟然被人当做一个偶然的、可以避免的政治事件来解释。西方文化中并没有避免国家分裂的政治传统和政治伦理，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政权相对牢固，而是除中华民族以外，其他民族根本没有在文化延续不断的基础上，在前一个政权崩溃后恢复建立大一统王朝的经历。大部分的民族，在政权崩溃后，连种族都消失了。极少数的民族，例如波斯，虽然保住了大部分血统，但是文化已经被彻底遗忘了，甚至连语言、文字都已彻底改变。因此，他们的历史记忆不是连续的，相当于每崩溃一次，记忆就被清零。
　　
　　从苏联的崩溃和美国的现状来看，西方人建立的大型的国家政权，不但不牢固，甚至远远不如中国，他们的社会伦理和政治伦理十分的缺乏，就像悬崖边跳舞的傻子，丝毫不知眼前的危险。相比中国，早在2000多年前，道德经中就反复地强调，一个国家、一个政权想要“久”非常的不容易。强大不难，但持久——太难了。
　　
　　为什么一个国家、政权，很难持久，会出现“其亡也忽焉”历史铁律呢？其深层逻辑在于，受技术和环境等因素影响，整体民族的生存空间拓展到一定的程度会碰到比较明确“边界”，超过这个边界继续开拓，投入—产出率会变低，如果投入大量资源强行推进可能造成亏损巨额甚至所有投入彻底打水漂。因此一个社会在一个时代，活动范围事实上是十分有限的，所获取资源总量也是有限且相对固定的。在输入的资源没有大规模成长的条件下，人口增长，尤其是国家机器的统治阶层人口数量相对于国家机器所需人口的膨胀，以及其所拥有社会财富的膨胀（即贫富差距扩大）所导致的，广大民众生存空间受到挤压、可获得资源锐减，乃至生存受到威胁。“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样的情况，是社会内乱的基础。大型政权的崩溃，大部分都是因为内部的不安定，导致政权无法抵御外部敌人造成的。
　　
　　因此，每一个具有历史眼光的政权的领袖，都要面对“其亡也忽焉”的现实威胁，这也是中国自秦以后，实行法家的中央集权制的原因之一，中央集权，不但可以极大增强国家动员能力，还能使领袖较好地约束国家机器的各个阶层，控制他们摄取资源的速度。
　　
　　毛主席坚持的群众路线，念念不忘，干部不能脱离群众就像鱼不能离开水一样、把人民群众当成恩人乃至上帝，这样的坚持，根本目的之一就是要防止国家机器的各个阶层对内零和博弈，利用手中的权力，摄取资源。并设立了为人民服务的最高政治理念。
　　
　　二、最高权力移交的问题。我们首先要明确，像类似现今美国那样的门阀政治结构，是没有最高权力的。国家的各个领域，分成大大小小的区块，被各个政治山头、财团或是家族（这三者大部分指的都是一个东西）所掌控，总统的权力被架空，根本无力推行国内的政治改革，大小事务都经由国会讨论才可以通过，表面上有外交和发动战争的权力，但事实上没有背后势力的同意，连军队都很难协调。总统长期地沦为一个礼仪性的代言人角色。这样的情况下，各个领域的权力的继承，是相互平行独立的且多靠血统继承，虽然某一个寡头的离世不会导致整体国家机器的混乱，但是这种顶层设计初衷是削弱公权力，放任国家机器的各个阶层大肆掠夺公共资源。一旦国家扩大所得资源的增速低于内部贫富差距的扩大的增速，整个社会会很快陷入混乱的局面，难以收拾。自然界中，就不存在同时拥有两个意识的生物，连单细胞都只有一个细胞核。一个社会就像一个生命，如果没有一个统一的意识如何协作自己复杂的内部体系呢？所以缺少核心的门阀政治是不可能持久的。在民族生存空间还可以不断向外扩展的先秦时代，老子都强调天子要削弱各个诸侯国，让他们老死不相往来。
　　
　　因此，中央集权、政治强人的模式，是一个大国政治运行良好的保证，如果最高权力被架空，失去这个保证，一旦国家遭受外部威胁，不但不能协调资源抗击外敌，各个山头之间还会因为争夺利益相互踩踏，加速国家的解体。
　　
　　政治强人的出现，象征着一个稳定的世代，象征着和平与增长。但是随之而来的问题，便是权力的继承问题。中国传统政治权力的继承遵循的是血统继承制度，而且对继承权的排序有严格的制度，即使这样，权力的交接也是屡屡出现问题，尤其自秦代开始施行中央集权制以后，集中的权力更加难以继承，问题根源就在于，统治者无法靠一个人的精力对整个国家机器实行有效管理和掌握，最高统治者管理的是一个班子，班子中的某个人和几个人（姑且称之为二级管理者）管理国家的一个或几个领域，这些二级管理者会通过自己的一群手下来对进行具体的管理，这样久而久之，二级管理者之间以及二级管理者和他们的手下便形成了一个个熟人团体——即山头出现了，这些熟人团体一同共事又有着许多共同利益，很自然的便形成了血亲关系，代际间的传递会自然而然地进一步加深他们之间的联系，如果毫无外力影响，可以肯定会形成封闭的圈子，这时门阀就出现了。一个二级管理者是很容易拥有自己的“团队”的，这样的强势二级管理者，即使最高领领袖在位时多数情况也只能倚重。当最高领袖去世，新任的继任者会和原来的班子成员们产生一些问题——血统是可以继承的，但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继承不了的，即他不可能拥有传位者与这个班子整体间那种稳定的关系。人民常常说的：一朝天子一朝臣，讲的便是新继任者必须对原来的班子进行大换血，否则班子难以正常运行，谈何管理国家。
　　
　　但是二级管理者，往往很难被换掉。因为他们往往都有自己的山头，很多情况下即使二级管理者退居二线，他的位置往往会在山头内部的支持下由其“自己人”接替。更遑论有很多二级管理者会选择不配合最高权力的转移。当最高权力需要转移时，一旦出现某个二级管理者一家做大，或几个二级管理者联合，将其架空并非难事。
　　
　　总起来说最高权力的移交十分困难且风险十足，根本原因最高领袖需要通过管理庞大的班子来治国理政，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默契却无法随着血统的遗传继承。这就必然导致权力在代际移交过程中有极大的可能被削弱。纵观历史，可以发现，面对这个终极的政治难题，即使是最英明强势、最具威信力的领袖也常常无力应对，或处置失当。
　　
　　始皇帝暴卒，传位于长子扶，但赵高和李斯这两个二级管理者的私下串通，趁在最高权力的真空期，下手将国家最高权力摧毁，最终导致了政权的毁灭。汉高祖比较仁厚，巩固最高权力仅仅靠临终前与二级管理者班子约定，结果身后吕后专权，皇权被架空，导致汉朝初年贫富分化异常突出，若非刘彻集权成功，汉朝在北方游牧民族威胁下延续都十分困难，遑论开疆拓土、为子孙后代开辟生存空间。刘彻这个皇帝倒是十分通透、决绝，为了保证最高权力不被架空、掌控，不惜处死钩戈夫人，彻底消灭了太后摄政的可能性，但是千算万算还是出现了权臣霍光，可以随意行废立之事。至于晋、唐、宋，最高权力的更迭更是不稳定，骨肉相残算是常见之事，也不乏因为权力继承出问题，导致国家陷入动乱、政权垮台的情况发生。以至于到了明朝，太祖朱元璋为了最高权力的平稳过度，不惜将有威胁的二级管理人员、曾同他并肩作战的开国功勋们斩尽杀绝。但令人叹息的确实，即使这样，最高权力的继承还是造成了政治动荡。——皇孙年幼，毫无施政经验，导致皇权被南京京畿地区的地主文官集团控制，引起了广大武将和功臣们的强烈不满。而朱元璋舍得狠下心杀死自己的班子，作为一个父亲却不能对儿子下手。果然作为杰出的军事将领的四儿子起兵，在广大军事将领的配合下，顺利夺取了最高权力。
　　
　　这样算下来，政治领袖的政绩越伟大，他手下的二级管理者及其手下的团队就越强，他的接班人问题的难度就越大。从秦开始，建基立业的领袖们，其继承人问题，没有真正实现了平稳过渡的，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波折和政治动荡。
　　
　　如何避免因权力继承引发的政治动荡，是摆在每一个政权建立者的眼前的巨大难题。而建国后所面临的局面，可以说是史上最难的局面。这才导致，文革以那样的方式进行，又以悲剧的结尾收场。
　　
　　涉及后两个问题前，有必要回顾一下建国初期的局面，首先是执政者自身的问题：军队里山头多，各个解放区、苏区，都是在较长的时间里拥有自己的一套班子，从士兵到首长都有明确派系归属。其次，党内的派系多，因为参加革命的人成分不一、什么来路都有，有农民运动起家、有旧军人参加革命、有工人运动起家，还有共产国际空降干部等等，在党内形了成大大小小的集团，说的直白些，没有毛主席，那时党的内部，完完全全是割据的，是主席用自己巨大的威望团结了一切人。其次，最重要的是我们民族整体的羸弱，这具体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文化上前所未有的弱，经过清朝二百余年的残酷统治和去文明化、清末的新文化运动（其实就是彻底全面地否定本民族文化和传统的），全国人口除了给满人做奴才的汉奸阶层以外，连识字的人口比例都十分低。全国上下几亿人口，除了湖湘学派这一颗独苗以外，没有人能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力量，来经世济国、改良革新、提出合理的施政理念和政治纲领。以至于人民想反抗残酷暴政的奴役和统治，连革命的理论基础以及政权的合法性论述都是要靠外国引进的理论，这使得意识形态上天生受制于外国，一个政权的纲领长期受外国操控、影响，相当于一个人的大脑不能自主，这在中华历史上是从没有过的；另一方面是生产力的全面落后，刚刚建国时期，不提几乎像白纸一样的工业基础，就是宋明两朝那样的手工业，早在清朝，国家还未受到长期战争的破坏时，都已经萎缩的不及明代的1/6了，而外国列强们已经因为工业产能长期过剩而头痛，并且跨入了核时代的门槛。这样大的物质差距，导致我们民族的生存都变得极为艰难。如果出现汉代和明代那样的，因为最高权力继承产生的政治动荡，或是像宋代那样，最高统治者放任各级官员肆意压榨残害百姓，那么不但复兴的希望会破灭，甚至种族的生存都有极大危险。
　　
　　正是这样的现实，导致新中国面对了极为特殊，又十分紧迫的两个问题，即文革四个动因中的后两个：独立自主路线问题和历史清算问题：
　　
　　三、独立自主路线问题
　　
　　这是毛主席发动文革的最大诱因。刚刚建立的新中国，面对如上所述的局面，思想上产生了混乱。本来中华文明作为唯一一脉相承的文明，作为世界文明发祥地，文化的自信是骨子里的，如同呼吸一样自然。但是在200多年满清的统治时期，异族统治者不但摧毁了先进的生产力，更为了把中华民族变成称职的宿主，抹去了中华文明的真正的伟大思想与文化，并且隐瞒了中华民族陷入悲惨境地的原因与历史真相。沦为宿主的中华民族，由于思想的和文化的匮乏，在清朝末年无力面对西方列强的挑战，又被日本和西方引导，进行了一次更加全面和彻底的自我否定（即新文化运动），这一次是对整体中华文明的否定，从伦理到文字，从理论到技术，从习俗到审美，以至于连血统都被否定了，中国人被定义成劣等种族，甚至被描述成不配生存在世界上，与其他民族共享空间和资源的劣等人。
　　
　　就连对抗暴政、争取生存，都要借助国外的理论来论证合理性。新中国的立国思想依照的是外国政治纲领；学术、科研体系，全套照搬西方标准；教育的方式、内容以及考核体系，也全套照搬西方模式。新文化运动成功地在满清的去文明化基础之上，实现了文化的断层。新中国的人民，不了解祖先的功绩和伟大，连自己文明的渊源都被疑古派否定，民族的历史被丑化、压缩。
　　
　　土地革命虽然胜利了，国家虽然统一了，但是由于之前的任人鱼肉、受人摆布，导致许多国际势力的代理人进入到了国家管理高层，他们身居高位，资历深，拥有自己的团队，掌握巨大政治资源，还有列强的暗中配合。这样的背景下，国家的二级管理者们大部分都是相信己不如人的，一部分本土干部也甘心情愿地接受本国沦为列强附属国的命运，同时他们自己也甘心成为宗主国的代理人。一个民族自然的生存状态——独立自主都变成不可能的事情。在列强们为了争夺空间和资源，进行了席卷全球20亿人、死亡7000人万的惨烈战争的背景下，一个政治路线不能排除对手干扰的大国，根本没有生存下去的可能。
　　
　　所以文革的最紧迫的任务就是，夺取那些甘愿做列强附庸的二级管理者们手中的权力，确保国家施政方针不受外国干预，全面施行独立自主的政治路线。独立自主路线，是决定民族能否生存下去的红线，正因为有了文化大革命，确立了独立自主的纲领，本土派的二级管理者们才能顶住压力，在薄弱的工业底子上搞出了原子弹，并建立完整了工业基础。仅凭这一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伟大运动。（原子弹的研制工作，曾经遭遇了极大的国内干扰，几度难以进行。林彪元帅曾经针对这样的干扰发表过强硬的讲话，聂荣臻元帅为了上马原子弹，甚至立了军令状，这才在毛主席亲自过问下，得以进行）
　　
　　四、历史清算问题。
　　
　　独立自主的政治路线，只是一个民族生存所必须的、基本的政治纲领。如果要全国上下积极无阻力地投入到应该从事的伟大事业中去，还必须要打破被满清奴役以来，思想上的桎梏，否则不要讲干成大事业，连文明化、现代化都很难做到。进一步，如果想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恢复我们在世界上本应拥有的地位，必须要实现文化的复兴。只有文化复兴了，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才能走向正轨。
　　
　　长期以来——直到现在，我们的官方历史对于中国近代衰落的真正原因，都是刻意隐瞒的，即我们中华民族是因为故步自封、因为自身的懒惰与自满，才导致了近代相对于世界列强的落后。这个论断是错误的、误导人的、甚至是恶毒的。事实的真像是，自明末甲申国难以降，异族统治者为了加固自身的特权和统治，毁灭了中国的先进生产力和文化。举个例子，明代中华一直处于世界贸易的中心，跨国海上贸易十分发达，南洋的华商富足、强大，可以随时碾压任何异族（包括远道而来的西方人），而清初占据台湾的华商武装十分强大，且不认同满族人的残酷统治。顺治十六年，郑成功、张煌言带领舟师由长江溯流而上，进行了大名鼎鼎的长江战役，动摇了整个东南半壁，吓得女真统治者一度打算退出中原。为了消灭海外华人对自身统治的威胁，清朝统治者采用了迁海的政策，用强迁和屠杀的手段，破坏中国对外的贸易基础。最终靠摧毁劳动人口和产能，切断了台湾和大陆的联系，饿死台湾、南洋华人贸易产业的同时，摧毁了中国乃至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手工业产能。
　　
　　中国人从来没有“闭关锁国”，是异族统治者为了消灭自己政敌，强迫中国让出了世界贸易中心和生产中心的地位。从那以后，中国就只能出口茶叶和丝绸换取白银，把金融主动权拱手让于荷兰人和英国人。
　　
　　到了清朝覆灭，汉族人本应该像明代清算蒙元统治者那样清算女真人，但是清廷与西方、日本勾结，大搞新文化运动，把中国的落后归于于中华文化的落后乃至种族的劣根性。
　　
　　为了将中华文明辉煌灿烂的思想重新发扬光大，就必须全面揭穿那些奴役、迫害过中华民族的统治者们为了维护他们的非法统治，散布的那些诋毁中华民族的谎言和虚构的历史，废除他们迫害中华民族思想、精神的意识形态工具。想要民族自强，恢复朝气，要让国家乾坤朗朗，历史的清算是绕不过去的一道坎。扫除这些垃圾是光复中华文化的前提，也是中华民族找回自信绕不过去的第一步。
　　
　　回首那段历史，建国初期并不是现在描述的百废待兴。真是的情况是：羸弱的民族、几代人还不清的历史欠账、空前的物质贫穷和落后以及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强大外敌。作为最高领袖的毛主席，能凭借的也仅仅是他自己在全国人民心中的巨大威望。
　　
　　要如何做，才能避免政治的动荡，让新生的政权、虚弱的民族免于灾难呢？如果仅仅考虑领袖身后政局平稳过度，最优选择无疑是血统继承，但是由于毛主席在带领共产党，进行土地革命、建党、建军、建国过程中，最大限度地发动了群众，施行了非常积极的民主政治，从政治伦理上否定了血统继承制，否定了家天下的政治基础。而且，山头即多又强，一旦第一家庭施行了血统继承权力，底下的山头会纷纷效仿，这无异于分封了诸侯，会极大地削弱国家的动员能力，对于内部羸弱外部高压的民族来说，自己不高度团结，难以抵御外部威胁。所以主席从始至终，就丝毫没有考虑过世袭最高权力这一条路。能不能学汉武帝甚至朱元璋那样，对内把有威胁的山头、二级统治者肉体消灭呢？从现实来看，不是没这个想法，而是没有做到，因为内部失去意识形态主导权，高层又被渗透，所以这样的动作实行起来反应会特别剧烈，甚至有失控的风险。而且外部列强过于强大，斯大林似的肃反会使国家动员能力产生空窗期，所以这条路走不通。
　　
　　那就只有沿着民主政治这条路走到底了。跳过文化，直接触及灵魂，要革就革文化的命！通过最大限度的民主来实现古代先圣最高政治梦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这样，不但可以清算历史、解决路线问题，还通过最高权力不依血统继承的榜样，在政治伦理和社会道德上，彻底否定一切公权力由血统继承的合法性。国家机器的每一个官员，不能把手中的权力用于谋私，更不能使用手段将其留给子女。这样一来，山头的问题就可以削弱，接班人问题有望解决，如果这样的制度可以持续，那么国家机器各个层级吞噬资源所造成的治乱更替周期律问题也能比较好的解决，至少可以大面积缓解，所以主席不但要突破那个艰难时代所面临的困境，还试图用政治理论、制度创新的方式，为后世子孙开辟一条长远的道路，打破历史周期律真正地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真正地实现中华政治治理的最高理想——久。文革不但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世界，外国列强的统治阶级对毛主席既恨又怕，称主席为泰坦巨人。
　　
　　半个世纪过去了，每每回想起主席当年，面对内忧外患，当民族的命运来到历史的十字路口时，主席那毫不妥协，无畏与执着的选择。文革无疑是伟人留给中华民族一个巨大的精神财富，世世代代的中华儿女都要从中汲取力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政治行为的巅峰，也是群体性社会运动的极限，它的正义与激情以及其发动着那冠绝千古的勇气和无限的责任与担当，与每一个人的灵魂共鸣，书写出了人类历史上最浓重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