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叛逃能够代表攵革理论与实践的失败吗？

　　在官方的权威说法之外，实际上长期存在着另外的看问题方法。河南郑州的造反派老袁就曾告诉我：《五七一工程纪要》是复辟派的政治纲领。前几天老田还特意访问了几个造反派，询问他们对于林彪事件的看法，其中一个学生造反派指出：林彪事件传达之后，确实感到很震惊，但是没有觉得这与文革的理论和实践有什么关系，恰好相反，武汉军区的老军头总是拿着林彪的鸡毛当令箭搞镇压造反派，林彪事件之后镇压造反派的力度显着减轻，从事实上说，林彪事件确实是文革的胜利。另一位老记者则认为，林彪叛逃恰好表明“假支左、真镇压”政策的彻底破产，是反文革势力一次明确无误的失败。
　　
　　一、林彪的文革表现
　　
　　每一个人在文革期间，都要按照其本来面目去参与文革这样一场演习，我们来看看林彪在这一场“认真的演习”之中的表现。综合起来，林彪的文革表现有三个方面：支持有组织的群众运动及其对于当权派的批判，同时在文革实践中间林彪则选择支持反对文革的保守派群众组织，而在庐山会议上林彪自觉地充当反文革官场势力的符号代表。
　　
　　在文革初期，林彪是支持群众组织起来批判当权派的，1966年国庆节林彪听了陶铸的女儿陶思亮反应的情况之后，就推动了文件出台，在军队院校里面开展四大。
　　
　　1966年12月6日，在国务院公交座谈会上，林彪讲话说：
　　
　　刘、邓的错误不是五十天的问题，他们的错误是十年二十年的问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二十年之多，邓小平主持书记处工作十年之多，他们在这段工作时间里，从来不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他们自搞一套，他们在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对毛泽东思想有很大干扰，在许多重大的关键的问题上，在历史的关键时刻，都违反了毛泽东思想。
　　
　　他们对待发动群众这个问题上，实际是孙中山的“训政”思想体系，有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把群众当成阿斗，把自己当成诸葛亮，他们实际上只相信自己，不相信群众，不依靠群众。他们发动群众的办法是上面包办代替，把一系列的框框定好，下面照章办事，不能超越离开一步。用他们的办法久而久之，我们的许多干部习惯了，久而不闻其臭，很多干部还觉得他们这一套很不错，觉得很舒服，可以不动脑筋，不触及灵魂。实际上就是我们的思想僵化，很多矛盾掩盖，群众脱离我们，我们的民主集中制就流于形式，官僚主义大大滋长。这种作法我们的干部还觉得舒服，实际上就是舒舒服服的过渡到修正主义。
　　
　　我们的干部既有好的一面，就一定有坏的一面，我们把坏的一面老老实实、诚诚恳恳向群众讲清楚，承认错误，就是要把我们受到修正主义、刘、邓、彭、薄的影响向大家讲清楚，把我们坏的一面向大家讲清楚，这是关键的关键，我们要认识到这次文化大革命是一次大批判的运动，就是对于干部进行一次大批判、大审查、大教育的运动，在某些意义上讲，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对干部的批判，就是批判干部的运动。
　　
　　但是，在对待军内造反派方面，林彪是支持保守派的。特别是作为林彪代表出场的叶群，紧密地站在黄吴李邱背后。典型的表现是不支持军内真正的造反派“冲派”，而是支持保守派“三军无革派”。不过，林彪支持保守派不一定意味着反对文化大革命，因为到了1967年一月夺权之后，决策层已经确定了要以军队为支柱来维护最低限度的社会秩序。
　　
　　据《王力反思录》所言，1967年720事件之后，林彪曾经对大军区一级的高级干部有一个看法，说是：从南看到北，从东看到西，没有几个好人。以此而论，林彪对于干部队伍的看法，不论是党政系统还是军内，都没有看高。
　　
　　还有一个说法，林彪特别支持1967年元月末颁布的《军委八条命令》，有人根据后来支左老军头们的表现，据此发挥说林彪是支持军队镇压造反派的。这个说法没有依据，王力回忆中间特别提到：林彪支持出台这一命令，目的是服务于贯彻毛泽东关于支左的指示。至于军队支左之后，在全国各地大肆镇压造反派并同时扶持搞武斗的保守派力量，这是老军头按照自己的需要和欲望的发挥，这样的支左后果不仅不能够记在林彪头上，同样也不能够记在决策支左的毛泽东头上。按照毛泽东给江青的信中间所言：“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文革作为毛泽东所说的一场认真的演习，演习参与的各方都获得出场机会，并按照自己的利益需要进行表现，这是文革的主要特点，参加支左工作的老军头也一样。
　　
　　很多老军头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群众运动并镇压群众运动，并非偶然。武汉军区的陈再道在检讨中间有一个很具体的自我剖析，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支左之后，大多数老军头都是“支保吃左”。陈再道说他这么选择的实际理由是：“思想慢慢腐蚀，生活糜烂，流氓作风，看见女同志，护士，就耍流氓习气，动手动脚，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个什么人。生活糜烂，乱搞女人。”“乱用八条来镇压革命。为什么镇压呢？因为我已经是个资产阶级分子，已经蜕化了，已经很多问题了。
　　
　　李迎希起来，李迎希和造反派结合在一起，有些联系。司政机关起来了，自己过去有一些错误，腐化堕落，生活糜烂，所以就不革命，就怕，怕革命。就是陈伯达同志指示的，旧的很多，归根到底就是怕群众，就是怕革命。我就是这样的人。怕把自己丑恶的脏东西搞出来，暴露在群众的面前。所以就借口稳定部队，抓革命生产促生产，借口李迎希是扒手，野心家，拼命打击造反派。总的就是怕革自己的命，怕革命，到反革命。这次回来什么不做，在北京就准备说李迎希、张广才是野心家，要夺军权，要把军队搞乱，活动了许多造反派，卫校啊，高级步校啊，文艺团体，凡是接近他们的，谈过话的，就说是有问题，乱污蔑，就说政治不纯是混进来的。借公安六条，其实不是那么回事，认为不好就抓，所以就捉人。
　　
　　思想上就是想把革命搞下去，打下去就是不革命，那时就认为军队文化大革命就是整风，过去的保守派没有反对我们的，那是好的，反对我们的，反对我的，那就不行，就是要打击，有‘我’字，自己已经成了修正主义，那么坏，还挨不得，老虎屁股摸不得，对造反派、李迎希就是又气又恨，就是要报复。借着李迎希这个东西，来打击造反派，借着李迎希，借口稳定内部，部队不能乱，部队要抓革命促生产促战备，要随时保持警惕，借着这个东西来镇压革命，解散组织。”（陈再道的口头检查，1967年12月1日）
　　
　　据林彪的秘书张云生的回忆，军内开展四大和群众运动之后，很多高级军官都受到群众运动的强烈批判，空军的吴法宪、总后的邱会作莫不如此。空政文工团的刘小姐去找叶群哭诉：说她们几个保吴法宪的人是少数，无法回单位，一回去就被骂做“保皇狗”。不仅在单位内部极其孤立，就算是在外面刷一下存在感，由于人少都搞不成。最后是叶群帮助出主意：找海军、北京军区、总后等单位的保守派一同演出，叶群再去拉林彪到现场观看以示支持。结果，1967年5月13日军内保守派“刷存在感”的演出，被多数造反派给冲了。
　　
　　1967年上半年，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的日子都很难过，各人在本单位都有很大的民愤，受到多数人的批判，直到五一三事件之后，叶群林彪直接介入支持拥护他们的保守派，他们的日子才好过起来。五一三演出未能成功，后来两派都在七一这天安排了演出，林彪只观看了军内保守派的演出，此后，军内造反派逐步走下坡路，叶群因此得意地说“解决军内那么大的乱局，首长没讲一句话，只看了一场戏，就把那个‘冲派’压垮了。”（张云生：《毛家湾纪实》春秋出版社1988年，第112-123页）
　　
　　在军内造反派逐步瓦解之后，720事件之后，先成立了吴法宪、邱会作等人参加的看守小组，后来发展成为军委办事组，这个转变也是一次很重要的权力转移过程。丁凯文引用邱会作的回忆录，说军委办事组的成立及其所代表的权力嬗替过程，其功能性作用是：“（一九六七年）‘五一三’以后，部队的三军革命派打垮了造反派，军委看守小组（四人小组）和军委办事组，也就应运而生，军委办事组是向全军文革夺回文化革命领导权的产物。”（丁凯文：论文革期间的军委办事组（上），载电子刊物《华夏文摘》增刊第八四九期，二○一二年五月二十二日出版）二、庐山会议及其后的批陈整风
　　
　　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做了程序安排之外的发言，支持天才论。下面汪东兴、吴法宪等人就更进一步，说张春桥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反对“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前面的三个副词，要揪张春桥，结果很多高官跟进，这实际上是要在毛泽东身前搞粉碎四人帮。
　　
　　据解学恭日记，一九七〇年八月廿四日下午三时至六时，“小组讨论林副主席报告。中央办公厅通知廿四日、廿五日两天讨论林副主席报告。当日下午陈伯达同志在华北小组发了言。汪东兴同志也发了言。伯达同志的发言有稿子，李雪峰同志翻译，伯达同志发言，着重阐述林副主席报告中有关毛主席是伟大天才的论述，把天才问题搞得非常高，引证了许多语录，有时加以解释。汪东兴同志发言着重讲国家应当设主席，并且对这个问题提得很高。陈伯达同志为这个问题不时插话，帮助提高。小组的空气立即紧张起来，情绪激昂，上纲、上线很多很高。
　　
　　陈毅以极左的面貌发了言，大意是：现在竟然有这样狂妄的极端的反革命分子搞阴谋，要揪出来，坚决打倒。我虽是犯错误的人，但我绝对不能躲在一个小小的角落里，连个狗屁也不敢放！声称我要参加这个战斗，斗到底。他的发言，引起同志们的反击，指出他的立场不对，言不由衷。其他同志的发言也很激动，十分气愤，但基本属于表态性的。”
　　
　　会上总理还传达过毛泽东对陈毅发言的精彩评论：“主席说，八月‘顺流’同‘二月逆流’合流，二陈合流。”（解学恭：九届二中全会日记，载《炎黄春秋》2015年第6期）在1972年1月10日下午，毛泽东在八宝山公墓礼堂参加陈毅追悼会时说过：“要是林彪的阴谋搞成了，是要把我们这些老人都搞掉的。”（《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结合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对陈毅讲话的评论，我们今天有这些信息，完全可以得出与官方说法截然相反的读后感：拿热脸去贴冷屁股还不见得能够贴得上去，除非你铁了心成为阴谋团伙的一份子。
　　
　　对于庐山会议的实质，丁凯文也赞成邱会作对此事的评论：“那时在庐山上，根本不是党内讨论问题，研究对‘毛泽东思想’加不加上‘天才’的定语；探讨《宪法》中设不设国家主席。而是中央内部的军队派在没有得到毛主席的许可下，要对文革派来一次打击。”（丁凯文：论文革期间的军委办事组（下），转引自电子刊物《华夏文摘》增刊第八五一期）有一句老话说得好：做贼不认三年自招。
　　
　　林立果等人在《五七一工程纪要》中间，提到一个政治策略“打着B52的旗号镇压B52的力量”（B52是指毛泽东），现在看一下某些把林彪包装成为正确路线代表的人士，是如何阐释这一策略的。据丁凯文的说法，林彪集团在政治上很正确，是反对文革和文革派力量的英雄，具体表现在：“坚决支持军队系统干部，使之成为对抗中央文革和造反派的重要力量。南京军区司令许世友在文革期间受到造反派的冲击，一度躲进大别山，甚至声称要武力对抗造反派。
　　
　　军委办事组就是看重许世友这一点，对许世友不遗余力地予以支持。”“通过组织手段，将造反起家或支持造反派的重要人物从领导岗位上换下来。文革之初最早起来造反夺权的有四个省：山西省、山东省、贵州省和黑龙江省。主要代表人物是山西省的刘格平、山东省的王效禹、贵州省的李再含、黑龙江省的潘复生。但是到了中共九大时，军委办事组的力量进入中央政治局，这几个最早起来造反的代表人物都被换下，军队的领导人成为这几个省的第一把手。
　　
　　北京军区副司令谢振华任山西省革委第一书记，济南军区司令杨得志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昆明军区副政委兰亦农任贵州省委第一书记，沈阳军区政委汪家道任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这样，等于变相地让这些因造反起家的代表人物边缘化，不再主持省委主要工作。用邱会作的话说‘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三支两军‘。’”（丁凯文论文革期间的军委办事组（上），载电子刊物《华夏文摘》增刊第八四九期，二○一二年五月二十二日出版）在官场中间，发自内心地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把群众组织起来批判当权派的错误，是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前后一贯的官场主流，在每一次事件当中都会自发地表现出来，庐山会议如此，庐山会议之后的批陈整风汇报会复如此。
　　
　　1991年5月25日，张春桥在给女儿张维维的信中间，对许多高官参与的“批陈整风”汇报会有一个评论，他说：“整个会议本来应当是批陈伯达的，兴趣却集中在批文革中的群众运动。他们明明知道这并不是陈伯达的事，却在批陈的名义下干得十分热心。实际上这是庐山会议的继续。”（《张春桥狱中家书》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5年）据老田访问原中办工作人员Y所知，在庐山会议上，中南组是张体学跳出来热烈响应，想要揪张。张体学具体提到1969年武汉的反复旧运动中间，造反派如何从上海的报纸中间找到依据。造反派提出“摸老虎屁股”，武汉市革委会是要“摸武能光的屁股”，省革委会是“要摸张体学的屁股”。据此，张体学认定是因为上海的不恰当影响，导致武汉要动他那些绝对不能动的奶酪，所以怀有深刻的怨气，现在机会来了，要趁机出一口恶气。
　　
　　我们知道历史上着名人士赵高，有一个着名“指鹿为马”的验证策略，“赵高欲为乱，恐群臣不听，乃先设验，持鹿献于二世，曰：‘马也。’二世笑曰：‘丞相误邪？谓鹿为马。’问左右，左右或默，或言马以阿顺赵高，或言鹿者。高因阴中诸言鹿者以法。后群臣皆畏高。”（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通不过检验的高官，就视为障碍和异己力量需要预先清除，因为张春桥在安亭事件中间支持了工总司，所有就被上海官场视为异己力量。根据张春桥的女儿张维维的回忆，在1966年的年底和1967年年初，上海市委就已经把张春桥视为异己力量了，在所有市委高官逃走一空的时期，单单把张春桥一家丢在康平路市委大院不管。
　　
　　老田多次访问过朱永嘉老先生，他提到自己的一个观察结果：张春桥和姚文元两人是认真总结过前人的经验和教训的，在毛主席的几个秘书中间，田家英投靠刘邓没有得到好下场，陈伯达投靠林彪最后身败名裂，鉴于前人的教训，张姚两人基本上只听毛主席的，由此也遭到官场的共同敌视和孤立。老田认为这个分析非常有道理，能够理解为什么庐山会议上高官们奋起“揪张”的热情。
　　
　　在庐山会议上，一些高官固然是借着林彪讲话肯定天才的东风，借以抒发胸中的一口闷气，最终却是汇集为对文革进行全面否定的洪流，无论是张体学还是陈毅，莫不如此。与官场强势群体保持一致，不仅极大地降低了自身的政治风险，还借机抒发了自己的小九九，最后还有可能落实到组织上就是清除一切高层拥护文革的势力，实现反文革势力掌权的清一色，不管林彪及其集团人士主观上是怎么打算，客观上的后果倒是很清楚的：各种反对文革的情绪和要求都在此汇集到了一起并形成明确的政治意志，林彪及其集团就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充当了这一股政治能量的代表符号。后来邓小平也成立国务院政研室，据邓力群在《十二个春秋》中间所说，也一样是要夺四人帮掌握的舆论权力。
　　
　　官场上的巨大压力，一样反作用于张春桥等人。据老田2005年访问肖木得知，庐山会议上官场的强烈反弹，给张春桥很大的压力，会后张春桥曾经对上海市委的几个人说过：以后上海稳着一点，让辽宁去出头。
　　
　　三、林彪事件前后党政权力配置格局的巨变
　　
　　庐山会议之后，先是开展了批陈整风；林彪事件之后，就开展了批林整风；到了1972年年底，中央就下文件征求意见，结束支左工作，军队干部离开地方返回军营。这三个步骤的后果是一样的：先是矮化了一大批老军头接着是终结了这一批人掌控党政权力的格局。林立果在《五七一工程纪要》中间的感受是：九二之后军队受压。
　　
　　在文革早期，建立革委会是军干群三结合，结束支左之后，剩下两种选择：要么是群众代表提拔上来替代军队干部离开之后的空缺，要么是把老干部解放出来填补空缺。如果把群众代表都扶正的话，显然，在中央层面就可以安排王洪文或者张春桥接班了。我们今天有马后炮的优势，知道毛泽东并没有选择群众代表加上王洪文或张春桥接班的模式，而是请出了邓小平。
　　
　　邓小平接班亦或者是林彪接班，这样的高层职位分配与全局性的权力配置格局有没有关系，是许多人回顾党史时常常忽略掉的观察对照视野。把高层职位分配与全局性的权力配置格局切割开来看问题，使得许多人陷入“宫廷阴谋论”的歧路，因为这样一来，高层职位分配或者接班人选定就成为一个可以任意选择的事项，仅仅与毛泽东个人的主观偏好相关——因为真正高层的人事权肯定是掌握在毛泽东手上的。
　　
　　我们先回顾一下，文革军队支左之后的党政权力配置格局。到了1968年9月的“全国山河一片红”之后，“全国军队‘支左’人员担任县以上革委会主任的，北京市占78%，广东省占81%，辽宁省占84%，山西省占95%，云南省占97%，湖北省占98%。‘支左’人员担任县以上革委会第一、二把手的约有5000余人，担任委员的有近5万人。”【邓礼峰：人民解放军的“三支两军”，载郭德洪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十年风雨》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89页】
　　
　　在文革党政系统当权派普遍选择罢工之后，以军队为支柱来恢复秩序，就已经别无选择了。由此带来一种后果是军队干部普遍地进入各地革委会并占据领导岗位，与此相对应的是，九大代表和中央委员中间，军队干部的数字也上升到历史顶点。作为老军头势力政治符号的林彪，被选为第二把手和接班人地位，不是任意选择的结果，而是水落石出的结果——党政系统当权派退出之后的唯一选择——这是与党政系统当权派丧失权位之后，老军头势力急剧攀升后的政治权力配置格局完全匹配的。
　　
　　对于与林彪地位上升相匹配的权力分配格局，毛泽东在九大一次会议的讲话中间特意提到：“现在苏修攻击我们，……说我们现在不是无产阶级的党，叫做‘小资产阶级的党’。说我们搞一元化，回到了过去根据地那个时代，就是讲倒退了。什么叫一元化呢？他们说就是军事官僚体制，按照日本人的话叫体制，按照苏联的话叫做‘军事官僚专政’。他们一看我们这个名单里头，军人不少，这就叫‘军事’；还有什么‘官僚’，大概就是我呀，恩来呀，康生呀，陈伯达呀这批‘官僚’。总而言之，你们凡是不是军人，都属于‘官僚’系统就是了，所以叫做‘军事官僚专政’。”【毛泽东：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八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卷】
　　
　　与林彪成为第二把手的选择机理相同，1972年支左军队干部离开地方之后，邓小平出山了。为了邓小平上台做论证，毛泽东一样地说了很多邓小平蛮不错的话。邓小平出山与林彪成为接班人的机理完全相同，党政系统当权派大多数复职了，那么在这群权贵中间有着相当代表性的符号人物邓小平，其地位也要上升到与这一权力格局相匹配的地位上，为了造成这个权力配置格局，1973年年底，毛泽东亲自主持了八大军区对调，把老军头势力介入地方政权的链接彻底断开，目的当然是给邓小平铺路，包括后来相应地敲打四人帮，目的也一样是为了稳固邓小平的地位。
　　
　　一些支持这个林彪事件代表文革失败说法的网友，最主要的逻辑支点是“林彪是九大选定的接班人”，是毛主席自己选定的助手和接班人，所以，这件事即便是不标明文革失败，至少也说明文革领导层的分裂。反过来，追溯一下权力配置格局与接班人地位的关系，就能够部分地走出这种迷思。
　　
　　其实，毛泽东在1964年中苏论战期间，曾经提出过接班人的五项标准：“如何防止出修正主义，怎样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我看有五条。第一条，要教育干部懂得一些马列主义，懂得多一些更好。第二条，要为大多数人民谋利益，为中国人民大多数谋利益，为世界人民大多数谋利益。第三条，要能够团结大多数人，包括从前反对过自己反对错了的人，也不能‘一朝天子一朝臣’。第四条，有事要跟同志们商量，要听各种意见，要讲民主，不要‘一言堂’。第五条，自己有了错误，要作自我批评。”（《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从这个标准出发，刘少奇、林彪和后来的邓小平、华国锋，都远远达不到接班人的起码标准，但考虑到与现实权力配置格局的匹配性，都有担任第二号首长的理由，其中林彪和邓小平担任第二号的理由最为充分和突出。
　　
　　四、为什么会有这个说法——从太子党的党史评价标准出发站在太子党的特殊立场上，陈小鲁提出了一种看待文化大革命的方式，就是以党政系统当权派的权力资本得失作为标准去分析人物和事件，据他说在太子党中间流行的方法是：“现在有种说法，认为‘文革’有三次大的路线斗争。第一次是‘一月革命’时，省市一级的领导抵制文化大革命，被毛主席用‘一月革命’的方式，全部打倒、夺了权；第二次是‘二月逆流’，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抵制文化大革命，被毛主席打成‘逆流’，受批判，靠边站了。
　　
　　第三次是以林彪、陈伯达为首的‘军委办事组’，也可以说是老干部的一部分，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抵制文化大革命，攻四人帮，打张春桥。前两次的案子都翻过来了，如果林彪不跑，这第三次应该也就翻过来了。这个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前两次整老干部，林彪都站在老干部的对立面，支持了文化大革命，是既得利益派。所以前面这两拨老干部，对他就不满意。最后他跑了，这就叫‘一失足成千古恨’，就‘万劫不复’了。”（陈小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载米鹤都主编《回忆与反思——红卫兵时代风云人物》第二册，香港中国书局2011年）不仅如此，刘少奇之子刘源也对要为林彪彻底翻案的林豆豆说过同样的话，这表明在太子党群体中间，以对父辈权力资本损益的历史功过来看待历史人物正确与否的标准是很流行的，不是哪一个人的孤立看法。
　　
　　陈小鲁还指出：“现在看‘571工程纪要’，越来越明确。……‘纪要’提出很多问题，实际上是指向当时所谓的‘毛主席革命路线’，就是‘文革’的那些弊病。它用的论据，当时讲都是‘右派’言论，现在看是正确的。后来批判‘四人帮’，用的无非也是这么一套东西。所以，现在‘571工程纪要’反而变成‘绝密文件’，不能外传了。”（陈小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载米鹤都主编《回忆与反思——红卫兵时代风云人物》第二册，香港中国书局2011年）对照陈小鲁和林立果等人的说法，是很有意思的。
　　
　　林立果等人在《五七一工程纪要》中间说：“取得了革命领导权就取得了未来的政权。”而按照林立果等人的理解，取得领导权的方式就是主动代表文革期间“相对剥夺”感受最强烈的两大群体，一是当权派的大多数，二是想要通过读书爬到社会上层的青年知识分子。林立果很重视这两群人的感受，其中第一个群体的状况是：“党内长期斗争和文化大革命中被排斥和打击的高级干部敢怒不敢言。”“机关干部被精简，上五七干校等于变相失业。”
　　
　　第二个群体的状况和感受是：“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红卫兵初期受骗被利用，已经发现充当炮灰，后期被压制变成了替罪羔羊。”在这里，林立果策略地把林彪为首的老军头“打着B52的旗号镇压B52的力量”诸项成就一笔勾销了，还把这个政治责任记在毛泽东头上，这与后来官方权威决议——邓胡记账法——完全一致，邓胡记账法也说文革是毛泽东发动、毛泽东的代理人利用的，还因此给全党全国人民带来深重灾乱的“文革官方定义”完全一致。
　　
　　从太子党的地位出发，他们的优越地位以及现实社会中间的处境，唯一地与父母的权位相关。因此，把自己父母的权位视为一切政治和社会事务的标准，是一种近似于阶级本能的、不可争辩的出发点。在文革初期，陈小鲁等人的西纠就鼓吹过“血统论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还露骨地宣传高干子弟要掌权。文革结束几十年之后，他们对于自身优势地位的论证方式方法，还是没有大的进步，原因也很好理解：除了出身之外，他们所积累的其他诸如政治资本、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相对于其他社会成员都不占绝对优势。
　　
　　太子党既然把权力资本损益提升为唯一标准，就能够简易地通过对照得出对人对事的评价，对照以林彪为政治符号的老军头群体出场和退场的后果：1967年年初老军头出场是与党政系统当权派丧失全部权力和地位是共时性事件，而1972年年末开始的老军头退场则是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政系统当权派重返权力中心的共时性事件，这样一来，林彪作为一大批政治人物的代表性符号，他们在文革期间的起伏是与另外一大批权贵的权力资本丧失和重获联系在一起的。在太子党看来，无论林彪主观上如何，但客观上的意涵是首要的，因此，只能够作为坏人来看待且不能够平反，哪怕是林彪及其集团也是反对毛泽东及其代理人的。
　　
　　除了太子党的狭隘利益视野之外，对于党政系统的权贵群体而言，他们对权力地位得失的回顾，还有点别的内容。阅读《谭启龙回忆录》得到一个有趣的对比，谭在回忆录中间不指名批评福建省革委会主任、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说他执政时期各种瞎指挥和蛮干，没有一点点政策水平。言下之意，毛主席把自己这群从前当省委书记的人赶下去之后，换上来的老军头是更糟糕的执政群体，从这一点出发去看问题，谭启龙试图告诉人们：文革所实现的干部更替其后果是完全消极的，是用不好的干部替代好干部。谭启龙在回忆录中间，没有一点点反省：自己到底执行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没有？搞各种镇压群众的政策到底要不要承担那么一点点个人责任？
　　
　　把当权派的权力资本损益作为唯一标准，是一种典型的“私欲之弊”——把狭隘利益投射为普遍利益的唯一表现形式，这样，才会有文革期间当权派普遍地把自己想象为共产党的化身，从而不加思索地把一切批评意见都看作是要推翻共产党。太子党群体中间一些人走不出这个私欲之弊，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很多不是太子党的人士，也往往分不清当权派以普遍利益掩盖狭隘利益的事实，这种情况自从有了国家和权力之后就早就如此了。
　　
　　《韩非子》中间记载了一段对话，说到官员作为代理人与权力所要求的公共性之间的诡异关系，两者之间很难进行彻底切割：“故桓公问管仲曰：‘治国最奚患？’对曰：‘最患社鼠矣。’公曰：‘何患社鼠哉？’对曰：‘君亦见夫为社者乎？树木而涂之，鼠穿其间，掘穴托其中。熏之则恐焚木，灌之则恐涂弛，此社鼠之所以不得也。今人君之左右，出则为势重而收利于民，入则比周而蔽恶于君，内间主之情以告外，外内为重，诸臣百吏以为害。吏不诛则乱法，诛之则君不安。据而有之，此亦国之社鼠也。’”（《韩非子·外储说右上》）正是不恰当地把当权派个人的狭隘利益与权力所要求的公共性进行简单捆绑之后，那份着名的官方权威文献才能够毫不勉强地宣称：“（林彪事件）是‘文化大革命’推翻党的一系列基本原则的结果，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上的失败。”
　　
　　把个别人物的表现，与一个规模巨大的政治和历史事件进行简单捆绑，这是认识论方面的极度退化，也是毛泽东经常批评的那种“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的极端表现。特别是，近三十多年的历史演变结果表明，把当权派的狭隘利益简单地与各种普遍利益的表示形式（共产党政权的合法性、马列主义的意识形态等）进行简单捆绑的结果，是经不起历史检验的。（作者：老田；源自新浪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