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1979年2月17日,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在此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解放军势如破竹迅速攻占了越南北方重镇谅山、沙巴等地,而在完成既定作战任务后我军选择了撤回国内。这场反击战的意义毋庸赘述,它在打击了越南侵略者、保证西南边陲安定的同时,也为国内经济发展创造了更为稳定的国际环境。
但事实上,在当时对于是否发动对越自卫反击战,国内是有着不同声音的。一方面,当时的国际环境错综复杂;另一方面,当时的我国国内在经过混乱之后,刚刚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政策,正处于要修整、复兴的时期,自然需要恢复元气,韬光养晦。
作为我党的老一辈领导人、军事家,粟裕、叶剑英都持有反对出兵的看法。无疑对于这种看法,作为后人即便是在今天看来,也是极其有道理的。但是,面对侵略者的咄咄逼人,国内自然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支持出兵,这也让作为领导人的邓小平务必要在两种不同意见中做出最优选择。
最终,在听取了另一位领导人的意见并综合考量了多方建议之后,邓小平并下定了决心,随即下达命令,以许世友、杨得志为东西线指挥,打响了这场自卫反击战。
那么当时的国际环境到底如何,又是谁让邓小平最终下定了决心呢?
对越自卫反击战的国际环境
在历史上,越南作为我国邻邦,曾长期与我国保持紧密联系,多次奉中原王朝为正朔,甚至于越南北部地区在汉朝、明朝等朝代时一度为我国领土。即便是在近代,胡志明领导时期的越南也与我国保持了友好合作的关系。
但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在面对利益时显然十分嬗变。而作为近代中越交往关系中的受益者,越南一方的态度转圜便是明证。
在我国提供了大量军事支援,帮助北越抗击法国、美国殖民者,打击南越之时,以胡志明为首的北越对于我国的关系可以说十分友好。然而在胡志明去世,黎笋上位之后,越南对我国的态度却迅速发生了变化。
这种变化的原因既有越南在逐步实现了南北统一之后,空前高涨的民族主义助推;又同时有越南对当时国际环境的“反馈”。
在实现了南北统一之后,越南国内民族主义高涨,而建设强大国家的野心也昭然若揭,这也进一步地推动越南将触手伸向邻邦,对柬埔寨的侵略便是明证。
而在北方地区,越南似乎也敏锐地触见了“曙光”。当时的世界之上,以美国为首的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阵营在进行疯狂的军备竞赛。而作为北方邻国的我国却因为中苏关系交恶而与苏联兵戎相见、陈兵百万;同时我国当时也未与美国建交。这样千载难逢的契机,也让越南蠢蠢欲动,而苏联适时送来的合约终于让他不再隐忍。于是,越南不断袭扰我国边境,同时对其国内的华人也进行驱逐。
有了苏联的“背后撑腰”;我国又要在北方陈兵百万防止苏联,虽然彼时的中美关系走向正常化却又没有与美国建交也让它有恃无恐。
打与不打?陈云的一席话让邓小平下定决心
除却了当时国际环境的恶劣之外,当时的我国国内状况显然并不乐观。在停止混乱之后,军队的战力受损严重,同时无军衔制度的实施也让我军的指挥体系严重紊乱;经济上,亦是亟需恢复与发展。
正所谓: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显然,对于战争的头等大事,领导人也是心知肚明,为此也多次召开会议。于是,也就有了上文我们所说的那一幕。粟裕、叶剑英等人认为当修整、复兴后再图大事;而此时我党的领导人陈云却表达了自己的见解看法,他表示支持出兵。
在他看来过度的隐忍只会放纵越南的挑衅行为,只有快速出击才能打碎越南的痴梦;同时也可以以战练兵,整顿军风,对于越南背后的苏联也是一种警告。在听取了陈云的意见后,邓小平深以为然,这也与他治军、治国、稳定周边环境创造我国稳定发展空间的想法不谋而合。
于是,我国决定发起对越作战。而在邓小平结束了美国、日本访问,同时在北方地区完成战略准备之后,一场对越自卫反击战就此打响。
对越自卫反击战的影响
对越自卫反击战的结果,人尽皆知。在不到一个月的反击战中,我军迅速展开并占领了越南北方多处重镇,随后安全撤出。
不得不说的是,在对越反击战中事实也暴露出了一些不足,造成了较多伤亡,这与粟裕、叶剑英的反对意见一致。但作为一个善于纠错、善于进步的民族,我国、我军也迅速地从中吸取了经验、教训。从此,军队的正规化、现代化也被提上了日程。
而这场自卫反击战的胜利,也更彰显出了大国决心——捍卫国家领土和主权完整的决心。它的胜利决然不只是确保了西南边陲的稳定这么简单,它更是一场堪称事关国运转折点的战役。
这场战争之后,越南意图称霸东南亚的美梦破碎,苏联的战略意图也被打破,而我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也逐渐改善,意识形态不再是我国外交中的必要条件,一个改革开放的中国也终于不在被隔绝与世界之外。
此后,自信、开放的中国也逐渐迎来了蓬勃发展的契机。
总结
如今四十多年已过,我国的综合国力也已经取得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以今天之眼光,再去看当年关于对这场自卫反击战是否应该出兵的讨论,我们不禁感叹万千,感慨领导人们的深谋远虑,感慨他们为国家、民族所做出的这一重大决定。
向他们致敬!
我们不惹事,但更不怕事,吾辈当自强 !(来源:花开无田)